[第十一章]繼往開來—廬陵文化的反思、傳承與開放
來源: 中國吉安網 2015-11-30 15:29 我要評論 井岡山報社融媒體

第十一章  繼往開來

——廬陵文化的反思、傳承與開發

作者:李夢星)

 一、驀然回首

曾在中國歷史上光彩奪目的廬陵文化,進人清代,逐步失去光輝,到了中葉以后,已遠遠落后于文化發達的地區。將近三百年來,沒有出過全國一流的文學藝術家、思想家,在政治舞臺上也少有舉足輕重的人物,教育只有淡淡的余輝。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,才顯露出新的光輝。驀然回首,不由地產生幾分失落感和淡淡的哀怨。封建社會的后期,中國文化總的趨勢是走下坡路,但廬陵文化卻滑得比其他地方更快,不能不令人深思。文化的繁榮和衰退與政治經濟、思想觀念等方面密切相關,現就廬陵文化的衰落試作如下探討。

清代統治者的鎮壓

清軍入關后,長驅直人,于1645年攻陷了南京,直撲江西。只一年多時間,就占領了江西大半。富有反抗異族人侵傳統的江西人舉起了“反清復明”的義旗。吉水狀元劉同升受南明政權的委任,同清江人楊廷鱗一道募兵勤王。在贛州起兵,率師沿贛江而下,收復吉安、臨江等地,抗清烽火在贛中大地燃燒,吉安人民紛紛加入義軍。軍事失利,義軍退守贛州后失敗。清朝統治者對不甘屈服的吉安人進行了殘酷的鎮壓,“逢城必屠”。生存都成了問題,文化怎能發展?清王朝統一全國后,吉安人民過了二、三十年較平安的生活,“三藩之戰”又使吉安陷入戰火。康熙十三年(1674年)以吳三桂為首的滇、閩、粵叛軍打出復明的幌子,欺騙人民。叛軍先后進入江西,地方反清武裝聲援,與清政府展開拉鋸戰,時間長達6年,吉安府曾被叛軍占領。康熙派強兵平定,割斷贛粵交通,贛中蕭條。《西江志》云:“自遭諸逆變叛,人民死徙,田土荒蕪,傷殘蹂躪之狀,什倍他省。”號稱糧倉的贛中竟征糧困難,清政府下令招撫閩粵山民大批來贛中南墾荒,這就是大量客家倒流和“棚民”的出現。在被史學家們稱之為“康乾盛世”的時期,吉安的經濟文化逐漸恢復,但“元氣”傷得太重,無奈如何也沒有了宋、明時的興旺氣象了。一百多年后的咸豐年間,暴發了太平天國起義。泰和的鄒思隆等于1853年6月聚眾萬余響應,與官軍血戰,攻鄰近縣城。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數萬軍隊進入江西,連克永新、安福等縣后,攻吉安,與清軍急戰,占領吉安城。前后8年,太平軍與清軍在吉安一帶展開持久戰,每年都有大的戰事,吉安人民又一次長時間地在戰亂中艱難地度日。清王朝對反抗情緒強烈的區域,特別加強了軍事和經濟管制。在軍事鎮壓的同時,清王朝大興文字獄,鉗制人民的思想。一部分有反清思想的鄉紳文人,無意仕途,退隱鄉問。有的文人對前途無望,逃避現實,遁人空門。雖然仍有不少廬陵學子科舉人仕,但大都是謹小慎微,奉上事官,難以發揮才智,無法進入統治階級上層社會,吉安人的政治地位下降。

交通地位變化,從開放到封閉

廬陵文化的繁榮,得利于贛江水道的開通,思想、物資、信息、技術之流南來北往,帶動了區域文化的發展。尤其是幾次大規模的北民南遷,廬陵吸納了北方先進的中原文化。兩宋時期,廬陵的經濟較為發達,周邊的文化自然向吉泰盆地傾斜,就像如今的深圳、上海等發達地區吸引了全國的精英那樣。清代中葉開始,中國被迫開放通商口岸,千年以來連接北方與嶺南的贛江水道及大庾嶺商路日趨衰落。京廣鐵路的修通,贛江的交通地位大大下降,吉安從一個交通便利的地方變成了交通阻塞的“死角”,從開放倒退為封閉。“向之沖途,今為迂道。”文化、信息之流南北交往,不需要途經贛中了。隨著政治文化中心的北遷,經濟重心向東南轉移,吉安成為遠離中心的偏僻之地,經濟和文化均趕不上時代的步伐。近代的先進思想和民主科學之風,主要是從嶺南沿海一帶向北方推進,可偏偏吉安通往閩、粵、湘三面都有高山阻擋,吸納不了先進的新的思想潮流。待新風繞道湘鄂或沿東南江浙北上形成氣候,再返轉江西進入吉安,勢頭已大大減弱。這正好與宋明時期直接接受北方先進文化的現象相反,近代的廬陵文化無可奈何地處于封閉的、被動的境地。

思想落伍,觀念陳舊

政治的、環境的因素是客觀存在。同樣的政治社會環境,為什么在近代其他地方會涌現出富有創造精神的人物,會產生先進的文化,而廬陵一帶明顯滯后呢?主要還是主觀上的原因。中國封建文化屬于農業社會型、倫理政治型的文化,建立在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之上,思想體系以儒學為核心。廬陵文化適應那種社會形態,因而繁榮。當資本主義萌芽萌發的時候,當維新改革的潮流涌動的時候,當洋務運動興起的時候,當中西文化碰撞出火花的時候,廬陵卻還徘徊于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封建文化體系之中,人們的思想觀念適應不了已開始轉型的社會,文化只能是落伍的了。有人形容江西有四多:書院多、寺觀多、明清以后牌坊多、祠堂多。廬陵一帶更具有典型性。書院在封建社會教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,廬陵人也憑此培育了眾多的才俊,有過科舉考試的輝煌期。但清代以后,書院逐步淪為只傳授圣人之言的場所,沒有宋代和明初的那種活躍的學術氣氛,學子們只能被動地接受奴化教育。而書院的培養目標是為了科舉考試多幾人及第。到了封建社會晚期,科舉考試以“八股文”的形式為主,走上程式化,只許“代圣賢立言”,不能自由發揮個人的思想。內容僵化、教條,形式更是呆板,越到后期,越是腐朽不堪。在如此教育和選才的體制下,書院越多的地方,危害越大。開海禁后,洋務、海防、路礦、制造所需的新式人才,廬陵沒辦法培養。科舉制度廢除后,廬陵人便更無法適應新的時代要求。在思想觀念上,廬陵曾是心學和禪宗的大本營,相對于新的思想而言,可以說是心學、禪宗的“重災區”。心學、禪宗的相通之處是崇尚“心性”,歸結于“無物、無欲”。文人們習慣于空談“心性”,讀圣賢書,作八股文,不太注重踐行致用,阻滯了具有科學精神的“實學”發展,思想日趨保守、僵化,缺乏創新的勇氣。寺觀多的現象在廬陵一帶普遍存在,凡稍微大一點的村莊,都有個廟或觀。1937年,吉安縣內有寺庵252所,廟宇81座,佛壇16處,山堂之類32處,這還僅是有一定規模的場所,至于搭個小屋供奉神靈之處,無法統計。用“遍地開花”形容,一點也不夸張。佛道觀念的普及,使人們向往虛無的境界,把一切寄托于永不可及的未來,削弱了面對現實的勇氣,喪失進取開拓的精神。祠堂多、牌坊多是封建宗法思想的外在表現,人們炫耀著家族的輝煌,將人心禁錮在傳統道德的范圍之內,不太歡迎外來思想的侵入。久而久之,使思想顯得保守、頑固。落后的、陳舊的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,使廬陵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衰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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