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第六章] 浩然正氣—廬陵人的人格精神
來源: 中國吉安網 2015-11-30 15:29 我要評論 井岡山報社融媒體

第六章 浩然正氣
 
——廬陵人的人格精神
 
(作者:李夢星)
 
  
  古廬陵今吉安之名,省外、境外的人知道的不是很多,卻有許多的人知道文天祥的名字;人們對文天祥的事跡生平熟悉的不很多,卻有無數的人知道他寫下了著名的《正氣歌》,能背誦《過零丁洋》詩中“人生自古誰無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詩句。千百年來,風云變幻,大浪淘沙,能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永垂不朽的人物沒多少,文天祥是一個;能得到不同時代、不同地區,甚至不同國家、不同膚色的人的敬仰的偉人則更少,文天祥也是一個。文天祥是廬陵的驕傲,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。因為他是民族精神的化身,是人問正氣的化身。廬陵文化的沃土培育了這位巨人,而他又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感化、激勵了故鄉后人,形成了崇尚正氣的文化氛圍。養正氣、揚正氣是廬陵人道德修養的標準,凝結成了廬陵文化的基調和特色。
 
  “正氣”一詞,早就出現在古代的詩文里。屈原說:“內惟省以瑞操兮,求正氣之所由”(《楚辭·遠游》)。《淮南子·銓言訓》中云:“君子行正氣,小人行邪氣;內便于性,外合乎義,循理而動,不系于物者,正氣也;重于滋味,淫于聲色,發于喜怒,不系于物者,邪氣也”。孟子說:“我善養吾浩然之氣”。他說的 “氣”,指的是人統帥主觀意識的精神力量。文天祥在《正氣歌》中所說的正氣,來自于孟子的話,但內涵卻不盡相同。不僅是指一般的意識和精神,主要指的是忠貞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,指的是正義和正直。《正氣歌》開頭就指出,浩然正氣,乃天地問的正氣,人有了這種正氣,就能戰勝困難,制服邪氣。接著他歌頌了十二位保持民族氣節的歷史人物。如蘇武、祖逖、張巡和顏杲卿,都是反抗侵略者,不屈服外族統治者的壓力,具有崇高的民族氣節的英杰;齊太史秉筆直書,張良求力士錐刺秦始皇為韓報仇;嚴顏面吒張飛,管寧鄙薄華韻而不屈身事操,都是不畏權勢,威武不屈的典型;董狐、諸葛亮、嵇紹、段秀四人都是為國為民的耿直忠烈之士。文天祥認為他們身上都有股正氣,是與天地并立,萬古長存的。文天祥把“浩然正氣”升華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,超越了前人,樹起了廬陵文化一座豐碑,在民族文化之林里高高聳立。

  文天祥是在崇尚正氣的廬陵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,他承前啟后,把接力棒傳給了更多的后來人。

  一、忠貞愛國

  對祖國、對民族的忠誠與堅貞,是養浩然正氣的前提,是古代仁人志士崇尚與追求的人生觀。廬陵先賢們所弘揚的正氣,突出表現在一個“忠”字上。他們特別講求維護國家的利益,注重保持民族氣節,為了“大義”,可以忍辱負重,可以舍生忘死。這種高尚的情操,是廬陵文化的靈魂。宋時,“廬陵五忠一節”就聞名天下,因為他們都是當時著名的忠臣,去世后,朝廷贈封的謚號都有個“忠”字。任過丞相的歐陽修、周必大都稱文忠,抗金名臣楊邦義稱忠襄,胡銓稱忠簡,楊萬里稱文節。少年時的文天祥在學宮先賢堂瞻仰他們的畫像時,立志向先賢學習,將來做一個忠臣,位列其中。后來成為現實,文天祥成為更著名的忠烈之臣,為廬陵五忠之首。縱觀廬陵的歷史,有較高地位和握有重權的人多為烈士忠臣,多為憂國憂民之士,無巨奸大賊。這就是浩然正氣的力量,是忠貞愛國信念結的碩果。

  有的學者說,是宋代在江西興起的程朱理學,造就了江西一批忠臣的崛起。因為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的“三綱”,是程朱理學所極力推崇的儒家倫理道德信條。文化發達的廬陵地區,理學的教化特別深廣,儒士們受到熏陶,忠君的觀念也就特別突出。文天祥的《正氣歌》中所說的“三綱實系命,道義為之根”就是其表現。忠君是封建道德的核心,不可否認,作為那個時代的士大夫,忠君的意識是必然存在的。但是,以文天祥為代表的廬陵英杰的“忠”,不只是臣對君的忠,而是超越了忠君的局限范圍,進人了忠于祖國的更高層次,升華為以祖國為價值主體的社會價值觀,使人生價值與祖國的安危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。而這種高境界的忠,又是正氣和正道驅使的。

  社稷為重君為輕

  德祐元年(1275年),元兵進逼南宋京城臨安。南宋雖有幾十萬官軍,卻不思抵抗,只想妥協退讓,朝廷面臨岌岌可危的境地。文天祥在贛州接到朝廷的勤王詔令后,克服重重困難,不惜賣掉家產補充軍餉,迅速在贛、吉兩州募集勤王軍浩蕩北上。而此時,把持朝廷的陳宜中等人卻惶恐不安,不讓文天祥的部隊進駐臨安,生怕壞了他們投降的好事。直到元軍兵臨城下,留夢炎、章鑒、陳宜中等丞相和其他要員先后逃跑了,朝廷一片混亂。謝太后只好命吳堅為左丞相,在朝堂宣布時,文班中上朝的只有區區六人!文天祥到了臨安,被任命為右丞相兼樞密使,此時是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。他臨危受命,第二天就被派遣出使離臨安僅30里被元軍占領的皋亭山。他知道此行如人虎穴,但仍義無反顧前往,“國事至此,予不得愛身”。在元軍營地與統帥伯顏談判時,文天祥不卑不亢,始終保持民族的尊嚴。伯顏以為文天祥是來談投降事宜的,卻不料文天祥大義凜然地說:“如果你們退兵到嘉興去,不以滅宋為目的,我們可以坐下來談條件;否則的話,我朝還有南方大片國土,軍民同仇敵愾,可與你們奉陪到底。真的要大打起來,還說不定誰勝誰負!”伯顏見他口氣很硬,心想江南有如此人物,的確不可小視。誰知此時南宋朝廷在吳堅等操縱下,已決定投降,文天祥被投降派出賣了。第二天,宰相吳堅、賈余慶等人捧著謝太后簽署的降表和傳國玉璽來元營投降。文天祥怒不可遏,憤恨這些賣國賊,當場痛斥他們。伯顏對文天祥說:“如今宋皇都投降了,你作為忠臣,就要依照君主旨意,歸附我朝。”文天祥當即反駁道:“圣人言社稷為重君為輕,君不以國家社稷為重,如此之君我為何還要忠于他?君降臣不降!”伯顏無奈,把文天祥拘禁起來,和賈余慶等所謂的“祈請使”一同押送北上。文天祥后來終于在京口逃脫,回到閩贛,重舉義旗。文天祥認為,作為一名忠臣,首要的是服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,這就是大義。

  舍身抗旨

  在文天祥就義的160年前,廬陵就有一位敢于違抗君命、反對割地求和的愛國英雄,其忠烈之舉,感天動地。他叫歐陽殉,北宋廬陵縣永和人,中進士后做了幾年地方官。當時,北方的金國空前強盛,調兵遣將向南進攻,而北宋王朝在投降派的把持下不作抗戰準備,致使大片國土淪陷。到了靖康元年(1126年),金兵長驅直人,逼近京都,脅迫宋朝割讓中山(今定縣),河間、太原三鎮講和。北宋王朝畏金如虎,打算答應以求暫時的喘息。歐陽殉聽到這個消息后十分震驚,立即聯合九位朋友上書反對割地,陳述抗敵之策。他呼吁:“祖宗地當死守,尺寸不可以與人”。宋王室采取不抵抗政策。使得局勢更加危急。金兵開始圍都城,要挾割地。宋欽宗召集內外百官,商議把絳州(今山西新絳)、磁州(今河北磁縣)、深州(今河北深縣)及兩河(今山西與河北中南部)割讓給金國,以求平安。大臣們沒一個反對的,只有小官歐陽詢站出來堅決反對。他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形勢后指出:“虜志不在地,吾兵食非不足,宜如澶淵故事,愿力戰。戰敗而失地,他日我師取之直;不戰而舉以之,他日我師取之曲”(《永和派歐陽氏譜·監丞公傳》)。歐陽珣的話觸怒了投降派,他們欲除之而后快。欽宗無視他的意見終于屈服于金國,答應割地講和的條件。令人不可思議的是,投降派們策劃讓堅決反對求和的歐陽殉奉朝廷之命去辦理割地事宜,欽宗同意了。歐陽殉知道這是賣國賊們借刀殺人,可君命不可違。朝廷任他為監丞,派往河朔割讓深州給金國。他作了以死殉國的準備,派人告訴家人:“吾不生還矣”。他到了深州城下,卻違抗君命,不說割城的事,大聲慟哭,對守城的軍民說,朝廷為奸臣所誤,派我來此,只有一死罷了。你們要堅守陣地,忠義報國。深州軍民深為監丞的精神所感動,堅決不降金國,維護了民族的尊嚴。一同去深州辦割地手續的金人見歐陽珣沒有執行朝廷的旨意,很是氣憤,把他押往燕山。在金營,歐陽珣大罵不止,金人把油脂澆在他身上,點火把他活活燒死。歐陽珣奉君命割地,可他不惜犧牲生命,忠于自己的祖國和民族,而不忠于出賣民族利益的昏君,這便是崇高的愛國主義。正如他的同鄉歐陽守道在《歐陽監丞祠堂記》所云:歐陽殉的出使,“此時宰之命,非君父之命;此君父之命,非宗廟社稷之命也。臣受命于君,君受命于宗廟社稷。”歐陽殉以自己的生命為“社稷為重君為輕”的觀念作了注腳。

  犯顏直諫

  文天祥在《正氣歌》中道:“皇路當清夷,含和吐明庭,時窮節乃現,一一垂丹青。”是說這種浩然正氣在天下太平的時候,它會很平和地表現出來,為國家的政治清明發揮作用;當國家危難的時候,它就會突顯出來,表現出人的氣節,流芳百世。也就是不管何時何處,都要胸存浩然正氣,對國家和民族的忠貞始終如一,不能動搖。在平時,作為文臣,要為國家的穩定作出貢獻,最有力的措施就是獻計獻策,敢于犯顏直諫。這是儒學所倡導的一種從政道德。廬陵先賢在見到朝廷中奸詐的權臣作出誤國之事或面對陰毒小人時,顧不得個人的進退甚至安危,向皇上直諫或當面指責權奸,顯示出凜然的正氣。

  明代的安福人劉球(1392—1443年),就是這樣一位忠肝義膽的勇士。他中進士后,在禮部任職升翰林侍講。當時明朝的軍政大權操縱在宦官王振手中。西北的蒙古瓦喇首領脫歡勢力漸強,企圖攻占明朝疆土。脫歡死后,其子也先繼續擴充實力,準備南下。王振接受瓦喇的賄賂,還私運兵器與瓦喇交易,沒把心思放在邊防上。劉球和兵部侍郎等忠臣為局勢深感擔憂,上書給皇帝,要求鞏固邊防,嚴防外族人侵,卻引起了王振的忌恨。正統八年(1443年),紫禁城奉天殿的檐角裝飾物遭雷擊毀,皇帝以為是上天降下的不祥之兆,就下詔要大臣們出主意。劉球上書列陳了十件朝政中的弊端,望皇帝改正。其中的一件是“權不可下移”。權奸們認為這條是針對王振等宦官而言的,禁不住勃然大怒,在皇帝面前誣陷劉球,使其下獄。王振又指使爪牙錦衣衛使馬順在獄中殺了劉球。據說劉球的頭被砍斷,身卻未倒,殺手踢了一腳才倒地。劉球不是被外敵所殺,而是被奸臣所害。奸臣們所忌恨、所畏懼的.就是劉球那種忠心為國的精神,那種令小人不敢正視的正氣。他們的卑鄙行徑,反襯了廬陵英烈的偉大。我在閱讀廬陵歷史名士的傳記文章時,深為他們敢于冒犯君主和權臣,直抒己見的精神所感動。不管是在外敵壓境之時,還是所謂的“太平盛世”,廬陵先賢們都是抱著對國家對民族忠誠不二的態度,“只論是非,不計利害”陳述自己的觀點,顯示出一股凜然的正氣,使奸詐小人膽寒。他們大都是仕途坎坷,幾經周折,很少一帆風順,幾乎都與犯顏直諫得罪了權臣有關。可他們癡心不改,肝腦涂地也在所不辭,留給人間的是一腔正氣和赤誠之心。

  心系祖國

  參政從政的廬陵先賢們為國分憂的精神在廬陵大地上傳頌,使鄉梓受惠,平民百姓也受到感染。明代廬陵縣的一位平民醫生,叫許儀后,又名許三官(今吉安縣桐坪鄉河山村人),身在海外,心系故土,為祖國避免了一場戰爭,譜寫了一曲愛國主義的頌曲,《明史》、《明實錄》以及朝鮮的《李朝實錄》等史籍中記載了他的功績。許儀后科舉不中后學醫,醫術高超,走出江西到東南沿海一帶行醫。明穆宗隆慶五年(1571年),他在廣東乘海船日寸,遭到日本海盜的襲擊,被挾持到日本九州薩摩國。海盜見他溫文儒雅,就放了他。許儀后就在那個小島國行醫維生,受到當地居民的敬重。有一次,薩摩國主島津義久患了重病久治不愈,經許儀后治后好了,他就留在宮中做御醫。雖娶妻生子,但仍不忘家鄉,只是無法回國。日本織豐時期,豐臣秀吉出兵征討薩摩國獲勝,又經多年征戰,統一了日本。可他不滿足,企圖稱霸東方。他計劃先吞并朝鮮,再進攻中國。1591年,豐臣秀吉向各路諸侯發布命令,征召人馬,添置軍械,決定第二年春季集兵出征。許儀后在島津義久那里聽到了此消息,心急如焚。但他是宮中人員,不準離開島國。這年九月三日,他寫了篇《提報》,詳述日軍準備侵朝后進攻中國的情況,暗中派人送給福建總督。過了幾天,他擔心派的人出不了海,又寫了篇《提報》派人送回國。過了很久,沒有回信,遠隔大海,望眼欲穿。不久,他找到一個叫朱均旺的江西臨川同鄉,也是被海盜捉來的,便又一次寫《提報》,請朱偷渡回國。朱表示“不惜粉身碎骨,也要抱此狀詞上聞。”朱于第二年正月回國,親自將《提報》送到福建總督手里。總督見后立即送往京城。此時,朝廷對日本的野心一無所知,因海上封鎖,不通音訊。明朝皇帝得到這極為重要的情報,趕緊命大臣備戰,并火速與朝鮮聯系,共同防御。豐臣秀吉本想突襲進軍,可他率領的侵略軍一踏上朝鮮國土,就遭到了迎頭痛擊。日軍損失慘重,只好逃回去了。許儀后赤心為國的事跡,在中朝兩國人民中代代傳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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