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第五章] 匡時擠世—廬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態
來源: 中國吉安網 2015-11-30 15:29 我要評論 井岡山報社融媒體

第五章 匡時濟世

——廬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態

(作者:李夢星)

隋唐以來,以儒學精神為主體的中原文化源源不斷地輸入經濟繁榮的廬陵,發達的書院和學校教育,加速了中原文化的傳播。到了宋代,廬陵文化進入了鼎盛的階段,顯示出了和中原文化基本相同的特征:就是尊崇正統的儒學,弘揚當作主流思想的孔孟學說。“修身、正心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”是傳統儒學教育的核心,也是廬陵人士恪守的人生信條和追求的目標。正統儒學觀念的深刻影響,催化了廬陵文人的積極入世觀念的形成。他們以維護社會的基本價值為己任,講求經世致用,興國安邦,教民化俗,認為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遠”,應當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;在人生態度方面,是“達則兼濟天下,窮則獨善其身”;在政治觀念上,要當“社稷之臣”,為國建功立業;在品格情操上,講求忠義節烈。適應當時社會發展需要的儒學精神中的先進和積極因素,鑄就了眾多的廬陵英杰。到了南宋,江西成了稱為新儒學“程朱理學”的大本營,廬陵便是大本營中的一個重要據點。朱熹把儒學的倫理道德當作天理,使傳統儒學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,因而受到了統治階級的欣賞。廬陵人士在理學的影響下,積極“入世”,匡時救弊,剛健有為,憂國憂民的理念得到了進一步強化,建立了不朽的功業,閃爍著不熄的精神之光。

一、經世致用

經世致用,是儒學的重要學術思想之一。儒家學派主張以“經”來指導為政,來維護社會的穩定,但是不能空談“圣言”,要講求實際的功效,一切學問都要有益于國事。正如清代顧炎武所云:“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,一切不為”,應“引古籌今”,作為“經世之用”(《亭林文集》)。漢代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學”,把儒學提到了正統地位,卻是注重“章句注疏之學”,魏晉的玄學和清淡之風沖淡了儒學的權威。到了唐代,由于皇帝的迷佛溺道,儒學傳統有所削弱,五代時,佛道更盛。進入宋代,一批有識之士紛紛覺醒,他們對佛道的“出世”空幻觀念不滿,致力于改變長期以來佛道的聲勢凌駕于儒學之上的態勢,力求恢復儒學傳統,倡導經世致用,創日用事功之業。廬陵的儒士,就是高揚這種思想的勇者。他們或于講壇,或在著述中強調經為世用的觀點。當他們有了機會在政治舞臺上施展自己的才華之時,就自覺的“以天下為己任”,實踐經世致用的思想。

培養了眾多廬陵俊杰的教育家歐陽守道,他對當時流行的務虛空談表示不滿,崇尚求實致用之學。針對科舉之弊,他認為“國家以科舉取士,士不為舉業者吾見罕矣,茍為士則學所當學,日孳孳以終其身,今移孳孳于舉業,于身心則無得,于天下國家則無用。然而士不敢不為者,勢驅之也。予昔時從事于此,未嘗不自笑也。以予之心度他人之心,知凡為此通病也,況詞賦之為技,視他文尤難精曠……嗚呼,科舉之害,千百年未易議其革也,士不能由科舉則所謂讀而習之者亦安能自己哉?”(《巽齋文集》卷12)。他以自己的親身體驗,指出如僅是為追逐科名而學,于己于國都是不利的。他教導學生們“無益之言勿聽,無益之事勿為,無益之文勿觀,無益之友勿親”(同上卷13),直截了當地要求學生注重事功,成為對社會對國家有用的人。文天祥稱這位尊師為“橫經論道,一世宗師”。他的治學思想,不同于那些以科舉為業的讀書人,而是“求為有益于世用,而不為高談虛語,以自標榜于一時。”(《文山先生全集》)卷11)。  

稱為南宋“中興四大家”之一的著名詩人楊萬里,他不僅是一位“詩壇霸主”,“還是一位強調經世致用的思想家”(《江西文化》第7章)。他中進士后,歷仕高宗、孝宗、光宗三朝共四十年,先后任過知縣、知州、吏部郎中、禮部右侍郎、秘書少監、太子侍讀等官,除寫了大量的詩文作品外,他還寫了《六經論》、《圣徒論》、《庸言》、《誠齋易傳》、《千慮策》等著述,反映了他的思想成就。他認為六經在指導政事方面占主導地位。尤其《春秋》,是“夫子之所以為政也,徒教而不為政,堯舜不能以經一世,而夫子能以經萬世哉!”(《誠齋集》卷85)他的意思很明白,就是《春秋》的作用是指導為政,孔子雖不是什么王侯,但因有了一部有益于政事的《春秋》,就有經萬世之功業。所以經世的核心就是為政。他在乾道六年(1170年)向朝廷上的《千慮策》中,結合時局,精辟地論述了君道、治原、人才、論相、論將、論兵、馭吏、刑法、冗官等方面的問題,表現了經世致用的意識。他還認為,不僅在治經時著眼于用,而且一切學問、言論都要“致用”。他說:“論曰:學道者必有以用道也……布之可以溫,故人取之以衣其事,粟之可以飽,故人取之以實其腹。今且有人積布而不衣,藏粟而不食,則雖積藏如山,而夫人者不免于凍餒而死。夫布與粟如丘山而不免于死,非不富之罪也,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。學道而不用,安以道為哉!”(同上卷86)他又說:“言非尚于奇而尚于用也。事非難于料,難于處也。奇而無用,能料事而不能處,此豈非士大夫進言謀國之大患歟?”(同前卷88)他的這些“致用”的觀點,對于引導士人面對現實、不尚空談、踏踏實實為社會作貢獻,具有積極的意義。對流傳很廣的佛老觀念,楊萬里很是反感。他在《韓子論》中旗幟鮮明地提出:“老子以空虛為道德”,“佛老好其清凈寂滅之道,以為此可以悟性命而超生死也”,而實際上大部分人是見到佛老之徒“不業而食,不劬(勞苦)而居”就“幸于其福田利益之誘”去信教,這些人不勞而獲,對社會是無利的。由此可見,楊萬里是一個有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,也是一個清醒的儒學政治家。

廬陵文化培育的人杰之中,有幾位曾居相位,輔佐君王統治天下,位高權重,顯赫一時。他們為朝中重臣,施興國安邦之策,又是飽學經書的儒者,尊經世致用之道。當然,目的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,帶有明顯的功利性。但,這正是儒學積極“入世”的方式之一,也是實現儒者人生價值的途徑。

歐陽修在任諫官和參知政事時,針對北宋社會的弊端,提出了許多富國強兵的主張,對朝廷解決當時“無財用、無兵、無將”等現實問題,起到了一定的作用,充分體現了他注重實效、務從實際的功利精神。劉子建先生認為:“其實歐陽修講致用……講功利,王安石繼之而起”(《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》)。歐陽修所提倡的“致用”之法,對后來的功利理論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。

南宋中期的名相廬陵永和人周必大,從紹興二十一年(1151年)中進士始,在官場上跋涉了近半個世紀,曾為高宗、孝宗、光宗三代君王效力,任過兵部、吏部侍郎、參知政事、右丞相、左丞相之職。他是學識淵博的大學者,又是可以直接參與朝政的政治家,深知以經治政的重要性。但他不尚空論,而是從實際出發,切合現實,以真知灼見贏得了君臣的尊重。孝宗登基后,想做個中興之主,可當時南宋小朝廷已偏安幾十年,歌舞升平的日子消磨了許多人的斗志,也耗損了國力,軍隊管理松馳,兵不精將不良。在這種情況下,出動兵力大規模地討伐金國,收復失地,無疑是勞民傷財的。周必大任宰相上的第一個奏章就提出“今內外晏然,殆將二紀,正可懼之時,當思經遠之計,不可紛更欲速”(《宋史·本傳》)。意思是說,現在社會還穩定,但要居安思危,考慮到長治久安,不可急于求成。可見必大所持的是穩健持重的內政外交方針,認為必須要積蓄國力,整頓好內政,才能去與金國抗衡。所采取的措施一要強兵,整肅軍紀,二是富國,穩農促商,三是安民,對災民撫恤,四是政修,擇人才和考官吏(《省齋文稿》卷11)。這些務實的策略,他不僅向皇上提出,還制訂了相應的條規,親自督查落到實處。周必大遵循的“致世”原則,在當時收到了實效,也成為廬陵后學的楷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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